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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背景
2017年6月27日，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表示，要推动包容性增长，就是增强社会公平性，就是实现可持续增长，新工业革命给包容性增长有更大的可能性，给各方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总理提出了一系列“包容性增长”的“中国主张”，赢得了与会国际政要的广泛认同。
包容性增长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原始意义是“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中国包容性的增长就是要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使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活力。
——李克强
推动包容性增长能够实现比较平衡的发展，反之就会导致部分劳动力和资源闲置，市场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和区域的分化就会凸显，经济增长也难以持续。
——李克强
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供给和需求，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也给各方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
——李克强
就业是包容性增长的根本。没有比较充分的就业，就谈不上包容性增长，增加收入、创造社会财富就会成为无本之木。
——李克强
中国的创业创新，因其“众”而成其快、成其势、成其强，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有效途径。
——李克强
[包容性增长的提出背景]
包容性增长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原始意义是“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
后来，针对国际公共治理中存在“大国恒强，小国恒弱”等问题，包容性增长逐步增加了更丰富的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为此，总理提出了“推动包容性增长，必须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的主张。
如今，出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凌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化悖论”。即全球化并没有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更加趋向于边缘化。大量的统计数据显示，工业革命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鸿沟在全球化拓展后继续扩大了。为此，总理提出：“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并主张“同时改革和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以保障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原因分析]
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科技、量子计算等各种高科技方面的革命。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可能会出现“技术凌弱”的现象，即新技术的优势会加剧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强弱、贫富关系，天平向掌握新技术的国家和人群倾斜。可见，总理提出“增强社会公平性”等包容性增长的主张，是一剂医治唯技术论的良药;“包容性增长”的共享、社会公平性等核心价值理念，则是让更多底层人分享“新技术”的美好。
推动包容性增长能够实现比较平衡的发展，反之就会导致部分劳动力和资源闲置，市场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和区域的分化就会凸显，经济增长也难以持续。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供给和需求，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也给各方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借助互联网，更加便利地创业创新创富。换句话说，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机会平等的增长”。就业、“双创”、扶贫等，都是包容性增长的“中国实践”。
事实上，包容性、公平性既是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就当下中国而言，一方面，公平性不足、贫富差距拉大已经在制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急需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向扩大内需转型;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资本积累，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为王的时代，资本作为驱动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势必会助推公平性缺失的问题，进而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应该兼容科技红利和制度红利，即促进两大因子的共同进步。包容科技红利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包容制度红利、促进制度红利的释放，则是“包容性”最为重要的体现，一方面，围绕科技发展趋势构建更为公平的制度架构，可以引导科技革命更具普惠价值;另一方面，推进更有深度的制度性改革，创造更为公平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是当前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参考对策]
第一，科技革命的包容性问题需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科技革命本身，则需要充分肯定。事实上，科技本身是中性的，长期来看，更必然是普惠的，当代人都是历次工业革命的受益者，新一轮科技革命也不会是例外。当然，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工业革命是增长机遇，但增长当中也会带来包容性不足问题。这种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我们身处资本为王的时代，资本推动着科技革命，而资本的逐利本质、强势话语地位也倾向于助推社会不公平;另一方面，历次工业革命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时期的失业问题，而本次工业革命以生产智能化、无人化为方向，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可能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第二，释放制度红利是解决包容性问题的关键。科技政策的制定者要更多的发掘、激励科技革命的普惠“因子”，中期内，则要求政府积极激发市场的力量，疏解科技革命深化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此外，要求全面深化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解决现存的制度弊病。制度改革，无非是更大程度地推进经济的市场化，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在更为平等的位置，显然，更有包容性的产业环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不仅是公平的提升，更是对经济效率和活力的深层激发。
